《国际循环》：近年来，介入心脏病学在我国取得了极大发展，越来越多的基层医院进入介入领域，您如何看待基层医院开展介入治疗？基层医院应该如何有效地开展这个工作？我国的国情是老百姓还不富裕，介入治疗对一般百姓来说还是比较贵，如何降低治疗费用以使更多的老百姓享受介入心脏病学的发展成果？
     霍勇教授：这2个问题实际上是1个问题。也就是说如何提高介入治疗的效率，效率大家都知道，有分子有分母，分子是什么？分子是如何能够提高治疗的效果，使得患者效果更好，降低死亡率病例；它的分母是花钱，钱花的越少，当然效率就越高。
     我先谈谈分子，这个分子上如果说提高效率的话，那首先是使这个介入治疗的效果要更好，那到目前为止，众多的循证医学证据告诉我们，冠心病的介入治疗它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是急和重的问题，不急不重的患者不一定要做介入治疗，那具体讲到，尤其是ST段抬高的心肌梗死，这些患者做介入治疗得益最大，降低死亡率最明显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们应当强调介入治疗最主要的是要在那些重患者、那些心肌梗死的患者，而不是用在那些轻患者，而不是用在那些吃点儿药就能好的患者，所以这样才能更大提高它的效率。
     从分母上来说，少花钱那就提高效率。少花钱首先要使这些器械便宜，我相信随着国产器械的越来越多，使用越来越普遍，肯定能起到这个效果。同时随着国家的政策，介入器械要降价的这个趋势，使得老百姓更多的能够受益，普惠于老百姓。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，和医生也有关系，就是说尽可能的要少用介入器械，能用1个支架的最好不要用2个支架，能用2个支架的最好不要用3个支架，这些就是说我们在使用过程中间能够减少费用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，这要靠医生。所以说从社会层面上，从行政管理层面上，包括从医生层面上，减少分母，减少花费，这样患者才能得到更有效的治疗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刚才讲到了如何提高效率的问题，特别强调的是重症、急症，这显然必需要基层医院参与。
     所有重症、急症都在大医院进行治疗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并不需要一个中心能做几千例PCI、甚至1万例PCI，我觉得倒不一定需要，或者不一定特别需要。中国需要的是更多的基层医院能够做最急的、最重的，没准这些患者是得益最大的。所以说我们希望介入技术也应当得到更多的普及。现在我觉得从政策层面上或者从专业层面上都应该配合这种普及，使这项技术真正普惠于老百姓，而不是仅仅把这个技术垄断在一些大医院，只有一些大医院能做，而且仅仅满足于大医院或者大腕们才能做这些高难度的、高精尖的技术。我到觉得这不是方向，我们的方向应当是用最简单的、最有效的来治疗那些最重、最急的患者。所以说这种任务显然不是像北大医院、阜外医院、安贞医院等这些医院能完成的，显然是需要我们很多基层医院的参与，这是我们工作的重点，也是国家要投入的重点，也是我们介入论坛会议这个平台上要做的重要的事情。